前两天跟人讨论这样一个案件：一个盗窃案件嫌疑人，是一个盗窃惯犯，有前科，再次被指控犯8起入室盗窃案。

这个人多次进宫，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，进屋作案时都带有手套，并且也在踩点和实际实施犯罪时提前关闭了手机，导致案件没有直接证据。只在犯案现场提取到了脚印，能够盖然性证明该人到过犯罪现场；调取该人手机基站信息，无法获取案发时点该人准确行程，只能证明该人在案发时间段手机关机；另有街头摄像头，能够证明该人在案发时间段到过案发区域附近。

这样的证据，能不能定案呢？这就牵涉到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理解问题。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并不是空中楼阁的思维游戏，不是在无菌箱中搭积木。严苛的形式证据标准只是表象，实质的证明标准是“内心确信，排除合理怀疑”。

人类的心理决策机制很复杂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人类的心理决策不可能脱离实际的背景信息而进行。这些背景信息会正向或反向影响形式上的证据标准。

回到案例中，其实这个案件是一个非常好定的案件。无他，只因为这个人的犯案次数高达8次，且每次的剧情都雷同。

如果只有一次，他在案发时间出现在案发片区，没有更直接的证据，显然不足以说服裁判者，他可能是恰好手机没电了去借个充电宝，可能是手机恰好出了故障没信号，也可能是走路摔一跤手机摔坏了……总之，在单次偶发场景下，这些所有的可能性都还没有超出一般生活经验上“合理怀疑”的范畴。

但是，在8次这样一个环境信息的加成下，这些理由就全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，无赖式的狡辩。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，整整8次，你全都在案发时间段出现在了案发区域，案发现场有你的脚印，并且你的手机还恰好关机！

况且，这个人还是个盗窃惯犯，有前科！当然会有人说，前科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，说明不了什么。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忽略了“背景信息输入”这一个影响人类判断机制的重大变量。从证据学角度讲，“背景信息输入”或许对构建证据链毫无作用，但从心里决策机制上讲，它的作用太大了。

好比涉黑涉恶案件中，公检法为什么要强调嫌疑人好几个江湖名号，面有刀疤，背有纹身，装饰大金链子小手表呢？他们办了大半辈子案，难道他们都是法盲，都不知道这些是无效信息吗？

法律是一门经验学科，经验大于逻辑。逻辑的力量当然伟大，当我们只看到逻辑，而忽略经验的时候，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走入误区。

《走向共和》中李鸿章说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。我相信将来有一天，我们的刑事司法证明也能在无菌箱中进行，我们也能诞生比肩辛普森的伟大案件。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，立足于复杂的现实而辩护，或许才是我们的使命。